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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达夫在台江抗日二三事

2018年03月19日 

  

  郁达夫在台江抗日二三事

 

  陈松溪     廖楚强

 

 

 

  一

 

  著名爱国作家郁达夫,在抗战初期来到福州,居住了两年的时间。他最初落脚的地点就是在台江苍霞洲青年会宿舍。

 

  自从“九一八”事件以后,日本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,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。接着,日本又进一步策划全面侵华战争。就在“七七”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一年,即1936年二月上旬,郁达夫乘轮船从闽江口进入福州,在台江码头上岸,给他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台江区的闽江景色。他看见闽江绿水,实在太美丽了。后来他在游记中写过,世界上都认为欧洲的莱茵河最美丽,但他却觉得福州的闽江比莱菌河更加美丽。

 

  郁达夫初来台江时,正逢农历丙子年的正月,就在元宵之夜,他兴致勃勃地观赏了台江的元宵夜景,并且触动了他的爱国之心。当时,他在台江青年会宿舍写下了三首诗:

 

  “剩水残山月仍圆,客心何用转悽然。春风十里南台处。且听珠娘弄管弦。”

 

  “南朝往事去悠悠,有福何尝一福州。今日凭栏休洒泪,偏安事业亦千秋。”

 

  “东南形胜足偏安,赵宋王朝梦里残。奚怪今人咏风月,新亭我却耻儒冠。”

 

  郁达夫在台江青年会馆期间,福州的许多进步青年去拜访他。一次,他就在青年会礼堂举行公开演讲,号召广大福州青年为抗日救国献身奋斗。所以郁达夫在当时的福州进步青年,尤其是文艺界之中,成了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,大家都学习他抗日救国的精神。

 

  郁达夫在福州期间,写了许多杂文。其中《记闽中的风雅》尤为称著。文章的开头,谈了许多福建历代名人,特别推崇南宋郑所南和明末黄道周的民族气节。他认为当今国难时期,很需要“郑所南、黄漳浦(道周)的一派正气,得重放一次最后的光芒。”但在提到当时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(福州人)的时候,却又用了一种蔑视的笔触写了一句:“汉奸郑孝胥不算中国人。”这么平凡的一句话,骨子里却饱含了郁达夫的一种忠贞的民族气节。

 

  当时的台湾是在日本占领之下,而郁达夫曾经去过台湾一次,对当时水深火热之下的台湾同胞,也寄以深厚的骨肉之情。所以郁达夫在福州期间,也经常对福州青年谈起台湾的情况。他说:“台湾青年苦得很,没有书读,读的不是汉文,而是日文。有三个以上的学生站在路旁谈话,就有日本警察过去干涉。但是台湾青年经常想念他们还未见面的妈妈——中国。”最后,郁达夫语重心长地对福州同胞说:“亡国奴是做不得的啊!”

 

  福州有一家在市民中颇有影响的小报《华报》,特地请郁达夫题诗。郁达夫立即大笔一挥,题了一首很感动人的诗句:“闽中风雅赖扶持,劲节堪为弱者师。最是国亡家破后,对花溅泪岂成诗。”后来他又给在南台中平路的《南方日报》写了另一首诗:“大醉三千日,微吟又十年;只愁亡国后,营墓更无田。”这些诗句,处处都在号召新闻界人士,应该唤醒全国同胞,积极抗战,万万不可做亡国奴。而郁达夫自己也决不做一个“空虚”的文学家。当时福州的《华报》还发表了一篇郁达夫的《致×××》公开信(见1936年10月27日《华报》),信中谈到郁达夫自己时说:“我虽手无缚鸡之力,但雄心未死。若有机会,也还想上前线去实地工作。因此,更感到从前弄文的空虚了。”为了不做“空虚”的文人,他在福州期间,亲身参加了“福州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”,并被选为理事长。两年之后,郁达夫离开了福州,远渡南洋,亲身参加了南洋群岛的反法西斯斗争,终于牺牲于日军之手。

 

  二

 

  一次郁达夫在聚春园宴席上,无意中遇到日本领事中村吉一,在座的还有日本驻福建的武官真方勋、大阪商船会社福州分社社长竹下二七等人。席间由于各方面的客人都有,日本人倒也没有专门和他谈什么。

 

  又过了两天,已是农历廿六了,忽然有友人来访,拉他去看望日本武官须贺等人。想不到《闽报》社长松永荣也在座,看见郁达夫来了,喜出望外,抓住机会请客,到日本人开的餐馆去喝酒、吃饭。郁达夫感到疑惑:“为什么日本人在福州活动如此频繁,总是在宴席间能遇到他们?”

 

  松永荣知道郁达夫喜欢喝酒,在宴席上不断向他敬酒。郁达夫想起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,看到中国人作为弱国子民所饱受的凌辱,又曾听到民间传言,日本人在福州搜集情报。他一边喝酒,一边想,不禁越想越生气,借着酒劲,大声斥责日本人不该侵略中国。弄得那些日本人十分尴尬地说:“郁先生醉了!郁先生醉了!”

 

  郁达夫回到青年会馆休息后,在日记里提到此事,说自己是“酒喝醉了,出言不慎,直斥日本人侵略的不该,似于国际礼貌上不合,今后要戒绝饮酒。”并且决定把这些日记,定名为《闽游日记》,收入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《闲书》公开发表。——实际是再次骂日本人不该侵略中国。

 

  当时,郁达夫是个新闻人物,日记公开发表,在民间迅速传开了,读者阅后拍手称快,说“好,日本鬼子就是侵略者,骂得好!”

 

  然而,郁达夫考虑,骂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侵略者,一定要摆出事实,有根据,骂得他们心服口服。于是,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举例说:“日本帝国主义从民国4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条件之后,其后的五卅惨案,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杀戮中国工人……到了民国20年(1931年),就是“九一八事件”发生,东北四省,一夜沦亡;接连着更有在上海发生的“一二八”……简单一算,除了从胁迫清朝政府割去台湾、琉球等地之外,民国以后的20余年中,日本对中国的关系,没有一年不再实行其侵略虐杀的政策。同时,批驳亲日派的种种谬论。”

 

  郁达夫在青年会馆熬夜写完,又看了一遍,觉得有理有据,舒了一口气,推开窗子一看,万寿桥上,人来人往,还是一片和平景象。他坐下来,拿起笔,在稿件加上题目《战争与和平》,决定明天寄到上海去,交文友林语堂看看,希望在《论语》发表,以解心中郁气。

 

  由于郁达夫在福州不断发表谴责日寇的言论,所以,1936年冬,他为省政府采购印刷机并去日本讲学,归途中访问台湾时,不断被日本警方监视、特务跟踪。这些是后话,不赘述。

 

 

 

  【附记】郁达夫(1896—1945),作家、诗人。名文,浙江富阳人。早年留学日本。回国后从事新文学创作,参加《创造月刊》的编辑工作,并先后在北京大学、武昌大学、中山大学等校任教。1930年参加左联。1936年春任福建省政府参议(后兼公极室主任)。1938年岁末,赴新加坡主编《星洲日报》文艺副刊,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。新加坡陷落后流亡到苏门答腊,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杀害。1952年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。著有《达夫全集》、《忏余集》、《达夫散文集》、《达夫日记集》等。